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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章广州同文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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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说起广州同文馆创办的缘起,当然与19世纪后期外语人才紧缺有关。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之前,朝廷深恐“夷文夷字”败坏道德人心,所以严禁百姓学习,谁学了谁就要吃牢饭。国门被轰开之后,官方开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,但手头几乎没有懂外语的人可用。林则徐是“开眼看世界”的第一人,可他费尽周折,才请到了几个向传教士学过英文的读书人为他翻译各种资料;朝中大员琦善受命南下办理“夷务”时,找的翻译居然是只懂几个英文字的乡间地痞,可见懂外语的人在当时有多奇缺了。

    懂外语的人无比稀缺,但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却迫在眉睫。1858年6月签署的《天津条约》规定,以后英国文书都以英语书写,暂时仍以汉文配送,等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之后,就不再配送汉文,对文字有争议的地方,也以英文为准;1860年,清政府又被迫允许外国使团在首都驻扎。那时,官方没有精通外语的“自己人”可用,与外国人打交道,要么依赖对方提供的翻译官,要么就得向那些“自学成材”的民间“通事”(即翻译)求助。可前者肯定会偏袒对方,甚至不惜对中国人连哄带骗,用李鸿章在《奏请广方言疏》中的话来说,就是“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”;后者在江湖上跌打滚爬多年,最大特点是“见便宜就占”,晚清外交家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前就曾向两宫太后特别申明:“通事刚八渡(指买办)等人,大半唯利是图,断无忠贞之悃,臣不敢携带。”

    洋翻译靠不住,土翻译又太世故,官方外语学校的开设就势在必需了。于是,在洋务派的推动之下,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开馆;紧接着,上海同文馆与广州同文馆于之后两年相继开馆。在上海、广州两地开办同文馆的原因,李鸿章在《奏请广方言疏》中说得也很明白,“惟是洋人总汇之地,以上海、广东两口为最”。从1864年开馆,到1905年改为译学馆,广州同文馆存在了数十年之久,成为岭南官办外语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    何宏俊并没有动用家里的关系去广州同文馆,而是以学子的身份准备先去广州同文馆看一看,想看看这时候中国最好的学院是什么样的,在他的印象中,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京师同文馆了,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,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。先设立英文、法文、俄文班,后陆续增设德文、日文班以及算学、化学、万国公法、医学生理、天文、物理、外国史地等。招收学员,最初从八旗儿童中挑选,后来从贡生、举人提高到进士、翰林院编修、检讨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,年龄放宽到30岁,也不专限八旗。学制分三年、五年、八年不等。除汉文外,其他课程均聘外国人教习。该馆还设有印刷所,译印数、理、化、历史、语文等方面书籍。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。前后办理20余年,入馆学员约300人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的前身)。

    广州北大门朝天街,这就是广州同文馆的所在地。何宏俊走了进去,没有听到朗朗读书声,也没有看见几个真正的翻译洋文的读书人,反而是大多数人都拿着四书五经再看,何宏俊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,在里面转了一圈,没想到去碰见了一个熟人,这个人就是哈巴安德,随即就走了过去向他打了招呼。

    “你好,哈巴安德先生,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。”何宏俊说道。

    “见到你我非常高兴,我是这里的英文教习,虽然这里的学生都不喜欢学习英文,但是这里的报酬,很高。你知道的我很需要钱,我要办我的学校。当然现在是我们的学校。”哈巴安德诚实的说道。

    既要培养外语人才,聘请外教当然是重中之重,广州同文馆对此可是不惜重金。根据章程,同文馆给西洋教习开出的报酬是每年1200两银子,另外每年还有近200两的笔墨银,要知道,那时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四五百两银子,再看当时的房价,根据老画报上的买卖个案,三四百两银子都能买一个宅院了。由此可见,西洋教习一年的收入,足够买三四个宅子了。

    除了外语,同文馆还十分看重经史子集的学习,这是官方眼里不可逾越的“根本之道”,所以还必须聘请汉语教习。不过,汉语教习的报酬就低多了,每年只有480两,笔墨银也只有48两。但是,把这个数字拿出去比一比,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

    教习收入高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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